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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轮华北暴雨，8月4日，巢清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她强调，过去北方以旱为主，很多北方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在应对极端暴雨时相对薄弱。本次华北暴雨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北方城市居民对暴雨的预防意识远远低于南方。从长期来看，她建议全国上下都要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灾害，对近几年的极端事件做好总结分析，“这几年血淋淋的案例太多了，这和侥幸心理有关”。

巢清尘。

北方强降雨会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从北京“7·21”，到2021年的郑州暴雨，再到这次华北创纪录暴雨，中国近年来发生此类极端强降雨的趋势是怎样的？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我国极端暴雨是否会越来越频繁？

巢清尘：本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极端强降水的频次在不断增加，强度也在变大。理论上，温度每升高1℃，大气中的含水量就会增加7％。近些年，全国总的降水量变化虽然不是非常显著，但是小时降雨强度在明显变大。简单来说，过去可能有很多小雨，但现在小雨过程并不是那么多，一下雨就变成了大的暴雨。

从地域来看，原来强降水在南方更频发，但这些年发现，强降雨在北方有增长的趋势。例如此次华北暴雨，不光跟“七下八上”北方降雨的规律有关，也跟“杜苏芮”台风北上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台风北上的趋势比以往更明显，加剧了北方城市遭遇强降水的概率。

但是，过去北方以旱为主，很多北方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在应对极端暴雨时相对薄弱，比如地面硬化、透水的下垫面和沟渠河网的密度比较低。应对城市降水主要靠地下排水系统，但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地下排水系统的改造和建设跟不上灾害发生和人口聚集的情况。城市的人员、建筑和各种设施又非常集中，城市 “热岛”“雨岛”的混合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暴雨的频次和强度。因此，未来面临强降水带来的风险，北方城市呈现出暴露度高、脆弱性更加突出的特点，总体挑战更大。

按照我们用模式预估的结果，中国未来每年总的降水量增加趋势比较明显。2026年~2045年，京津冀城市群夏季和年平均降水都会以增加为主，强降水、连续5日降水量、降水日数、中雨日数、大雨日数都呈增加的趋势。随着城市扩张，暴雨风险的范围也在增大。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观察，本次华北暴雨中，地方层面从预报、预警到应急处理，做得怎么样？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环节？

巢清尘：就此次京津冀暴雨来说，我觉得预报做得还是很好的，实况降水和预报降水相比，时间、量级、地区吻合得都非常好。北京提前两天以上就进行了预报，红色预警也在不断滚动，在一定范围内的老百姓都能收到预警短信，很及时地告知了可能要发生什么样的灾情，也同时提醒要远离可能的风险地点。

但这次预报做得好，并不意味着每次预报都能这么好。此次降水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是北京有记录的140年以来的最强降雨。在科学机理上，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报和预警能力仍存在不足，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球也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在历史上，极端暴雨的个例还是比较少，而且每次极端暴雨的形成机制都不一样，多尺度的天气系统的相互配置、不同的地形和城市下垫面，涉及到的致灾因子也是不同的。这其中有通用的规律可以总结，也有独特的个例特点，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

从总体来说，对于极端事件机理的认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预报预警方面，对极端降雨的强度、落区、起止时间的精准、精细预报也要加强，要留出提前量，发布更及时。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卡脖子的技术，也需要进一步的突破。

除了气象预报本身的能力不足之外，多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联动还不够。例如，同样的降水过程，对不同小区、不同街道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也和当地地下网管的渗透排泄能力、河流的防御能力有关。所以，预报不仅要预报降雨量，也需要协调水文数据、灾情数据、城市雨水网管的设计数据等，去基于真正的影响进行预报，也就是“基于灾害的预报”。这其中涉及到大量不同部门的数据，目前在共享上还是很有问题的，标准也不统一。面对极端天气引发的灾害，无论在预报预警还是应急管理上，都需要多部门间形成有针对性的联动，更需要与城市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本次华北暴雨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北方城市居民对暴雨的预防意识远远低于南方。因为北方以前主要是缺水，我看到一些村民最初觉得雨不会下得那么大，或觉得即使下点雨也不至于到很严重的程度。近几年北方多个城市遭遇暴雨后，都存在同样的意识欠缺问题。我觉得这次暴雨之后，一定程度上会给北方城市的管理者和居民以很大的提醒作用，但也并不意味着再遇到类似的极端强降水，一定能实实在在地做好，因为这既涉及到意识问题，也涉及到能力问题。

8月3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河岸边倒下的树木。图/视觉中国

“既有旧的欠账，新的标准也不能满足”

中国新闻周刊：在提高北方城市抵御极端暴雨的能力上，你有何建议？

巢清尘：根据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暴雨的变化趋势，气象部门应给出一个综合的暴雨灾害风险评估，其他部门在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管理体系、重点工程的建设中，都应该把气象灾害的设防标准作为考虑因素。比如网管的排水、城市的河道、电力供应的载荷，乃至建筑广告牌的位置，是不是在风口上，高度是否能经受得住可能出现的大风天气。

这一过程涉及到气象、住建、应急、水利等多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近年来，在一些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设计中，这种系统性的联动仍然不太充分。有一些城市在遇到灾情之后，这方面的意识会被强化，但也只是零星地做一些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灾情可能又懈怠了。另外，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和人力物力，北方一些城市经济实力不太强，在安排预算时，特别是在没遇到重大灾情时，倾向把钱花到更紧迫的事情上，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入就很有限。

这次华北暴雨之后，很多城市尤其应该对暴雨的强度设定、城市的防洪排涝标准作相应的修订调整。现在很多老城区地下排水的管网设计，参照的暴雨重现期标准，基本上是按照一年一遇、半年一遇，甚至几个月一遇的标准，即使是新建城区的管网标准，也就是1~2年一遇，但实际上现在很多气象灾害都是30~50年一遇。因此，既有旧的欠账，新的（标准）也不能满足，这让差距越拉越大。

要把短板补足，不同城市不能“一刀切”，首先要做的是每个城市针对自身情况进行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复核城市的防洪排涝标准，差距过大就需要提高。比如，进行地下空间的改造升级，提升城市应对极端暴雨的能力。这方面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比如，我国从2020年开始启动了首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历时3年，但目前这些成果的应用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7月31日，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大石河流域行洪现场。摄影/本刊记者 崔楠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更根本在于：要在城市的整体建设规划中，进一步强化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意义，以更好提高城市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韧性。对于气候可行性论证这项工作，我国已开展多年，具体情况如何？

巢清尘：就我所知，工作还做得不够扎实。我认为，气候可行性论证至少应纳入特大城市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体系中。最好能制定一个强制性论证目录，比如机场、铁路等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基建工程，必须要做评估。目前，主要看承建方自己的要求，有的把论证包含在环评里，有的不一定完全充分去做，有的地方做得比较细，有的相对粗糙，各地、各个行业都有很大差异性，建议国家从整体上对这项工作进一步规范。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普遍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气象和灾害数据来做，但未来气候的变化不会是线性的。我觉得在评估过程中还应基于气候模型做未来风险预估，尽管预估有不确定性，但也应作为一个重要参考。

涿州在这次洪水之后，应该对整个城市需要面对的气象灾害风险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结合这次救灾过程中反映的问题深入调查和推演，哪些基础设施还达不到设防标准，如果再遇到极端暴雨，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去系统性分析。另外，对受灾小区的重建上，也要仔细评估其建筑材质是否适合抵御极端暴雨等灾害，对于高风险区的居民，无论是加固建筑还是整体搬迁，在最终决策前都需要作统一分析。

“这几年血淋淋的案例太多了，

这和侥幸心理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的适应上，还存在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公平性问题。面对同样的极端暴雨，大城市往往由于人员、财产集中，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农村，以留守儿童与老人为主，脆弱人群居多。这些地区无论在对极端天气的应急处置上，还是后续的灾后恢复上，都因为缺乏资源而比大城市要缓慢、脆弱得多，但却少有人关注。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平等问题，你如何看？

巢清尘：我们现在更多关心城市的问题，但实际上，一些城乡周边地区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有的时候还会为保城市而泄洪。而且，这些乡镇、农村存在大量的脆弱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各方面反应较弱的慢性病患者和残疾人，这些人原本发出的声音就很小，受到的关注也更有限。所以政府在制定气候适应的策略时，一定要特别强调公平性。

另外，这次无论是承担蓄滞洪功能的地区，还是门头沟区的一些乡镇，损失很惨重，很多山上的房子都被冲走了。在灾后恢复方面，光靠乡镇自己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去补偿。我建议在国家层面可以设立一些专门基金，同时纳入社会的力量进来，对这些在极端气象灾害中遭受损失的脆弱人群进行专项补偿与救助。

8月3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辛房村受灾的农作物。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总体来说，对于韧性城市建设，你有何建议？

巢清尘：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认识，要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灾害。这几年血淋淋的案例太多了，这和侥幸心理有关。应该对近几年的极端事件做好总结分析，地方政府现在要把这件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气候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比如，设立一些专项经费，对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大投入。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和修订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并真正把它和制度结合起来，并作系统性的、有效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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