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风化、火灾……如何应对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

学者郑军在《国外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对此谈到，“气候变化在历史上也有不断地波动。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给大气层注入这么多的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气温急剧上升。这种急剧的上升对于生态环境来说，它没有一个长时间适应的过程，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极端天气、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

换言之，那些以往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的灾害在当下出现得更加频繁，很有可能一年内就出现多次。

英国泰晤士河河闸

以位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闸为例，这座位于威斯敏特宫对岸的防洪工程，在1980年代刚建成时“存在感”并不强，平均两三年才需要执行一次关闸防水任务。但随着异常气候出现频率的增加，到二十年后的2001年它在一年内就关闭了16次。据英国科学界推测，预计到2100年，此闸一年需要关闭200次才能抵御超量的降水。令人担忧的是，泰晤士河闸很有可能挨不到2100年，因为河闸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如此高频率的自然灾害，为此英国学界在极力呼吁重新修建一个抗洪能力更强的水闸。

受到洪水影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位于欧洲的百年水城威尼斯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持续升高的海平面很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就将威尼斯城连同其境内的圣马可广场、圣彼得泰罗斜塔等知名建筑物一同送入地中海内，随之被湮没和消失的还有数不清的文化遗珍与漫长时光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为此，威尼斯政府自2017年起便投资建立防洪堤来保护城市和其中的文化遗产。

威尼斯和伦敦的遗产总归是“幸运的”，其他地区的许多文化遗产甚至还没来得及“防患于未然”就遭到了异常气候的猛烈冲击。

据韩媒《纽西斯通讯社》报道，近日席卷东北亚的大暴雨给忠清南北道、庆尚北道等地的文物带来了严重的灾情，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遗迹、文物等难逃洪灾。其中，忠清南道公州市受害最深，拥有1500年历史的公山城城墙和石碑遭到暴雨破坏，王陵也因暴雨冲刷导致土石流失。

气候的威力与无法避免的矛盾

极端气候对于文化遗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远不止水患一种形式。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在中国西北调查汉代长城遗迹时发现，由于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风与沙质地表相互作用形成了风沙流，使得绝大部分的沙子集中在离地面数十厘米高度的范围内，对于土质文化遗产形成强烈的磨蚀与损毁，汉代燧烽遗址因此被侵蚀成了哑铃般的“细颈”。

除了由于土地荒漠化造成的风沙外，气候对文化遗产的影响还体现在真菌和微生物、二氧化碳浓度和酸性颗粒物、地质或水文环境的突变……上述因素都有可能使得许多本可以陪伴我们行至今天的古代遗珍匆匆退场，成为遥远记忆中的吉光片羽。

因干旱露出水面的佛爷梁神龛

同时，那些因为气候变化重新露出地面的文化遗迹，对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来说也是个艰巨的挑战。例如2022年夏季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长江水位大幅下降，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双河口镇五台村常年淹没在江水中的佛爷梁岛礁竟然完整露出江面，浮现出三龛具有600年历史的摩崖造像。据专家表示高温、干燥的地表环境对常年在水中的佛像不失为一种威胁。

受强风侵蚀严重的汉代古长城

在气候层面，约制文化遗产保护的因素是多样的。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有着不同的影响。“气候总是变化的，但文化遗产要保持其原真性与完整性，这就是气候变化与遗产保护的一对矛盾所在。”据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相关研究显示。

在哈萨克斯坦，因气候的持续恶化先祖们马背上的游牧记忆即将全面消失

气候变迁与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也是一对重要矛盾。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气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虽不及前文所提及的物质文化遗产那般严重但也同样不可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便受气候变迁影响极大，气候变化正使大量土著部落将失去自己的传统习俗、文化艺术及语言。有的地方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习俗而不得不迁移，但有些偏远地区的小部落将会灭绝。一些少数民族在气候移民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可能导致本民族原有文化丧失，或发生畸变。

文化遗产保护有哪些相关措施？

2016年4月12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物的价值所在：“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同时，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能使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活起来”，以厦门博物馆为例，近些年来，其通过举办展览、修复文物、考古调查、出版文物科普书籍、开通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等举措，竭尽所能地“让文物说话”，拉近文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本身，可以让我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传承时，践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正如《当代保护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版）一书所说，“（对文物的）修复与保护是关乎人的行为……是过程与互动的庆典……而非保护一词代表的停滞不前” 。

任何对文物的保护都绝非单纯的机械性重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修复”，其中蕴含着使保护对象臻于艺术之化境的可能。这其中既包含着过去，也孕育着未来，无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该如何开展呢？

首先，世界范围内的举措是加强主体间的协同合作。

事实上，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给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影响早有认识。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用以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文化遗产保存环境。而在气候条件更加极端的当下，为达成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职能，各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来使遗产地获得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合力进行诸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的人为干预措施。以欧盟为例，欧洲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主导开展了“诺亚方舟”计划、“Climate for Culture”项目等，通过以未来气候状况预测模型为前提，对文化遗产的致灾因子和潜在损失进行分析的研究，以提升遗产管理者的适应性管理能力。

其次，在国家范围内，治标与治本应同时进行。

近年来受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有所上升，暴露于极端天气下的文物比以往更需要保护。为此，中国政府早在2013年便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其中明确要求“加强对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风景名胜资源以及濒危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同时，国家文物局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着力探索构建文物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汛期文物灾情信息报告与应急处置制度，出台《关于加强桥梁文物防灾减灾的工作意见》等文件，对特定类型文物应对极端气候提出了指导意见。面对气候变化，负责行使文物管理职能的政府自然有义务去制定新的文物保护政策，以便顺应自然环境变迁更好的改善文物保护环境。

当然，治标的同时还要治本，正如前文所述改善全球的自然环境才是在气候层面文物保护的根本之道。而这就要求全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和区域组织积极有为的开展协商、合作。

再次，学界正在积极用技术创新赋能文化遗产保护。

2021年11月，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23届会议在《针对世界遗产的气候行动相关政策文件更新》中指出：特别“需要获得支持和能力建设援助，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融资”。这既体现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各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又表明了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要建立在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上。

技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传导机制是多样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学者王心源、陈一仰通过研究表明，技术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文化遗产赋能。

加大数字遗产研究与应用力度，数字遗产是指由文化与自然遗产本体转换成数字形式的产品，包含文化与自然遗产数字产品的生成与记录、保存与保护以及加工、传播与呈现等有关的所有动态或静态的数字产品。让世界遗产永存，数字化技术就是一条值得倡导的途径。如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2022年腾讯基金会及国内数所高校联合推出的1：1版“云游长城”数字化产品。

文化遗产学科涉及考古、遗产保护（技术、方法、体系）、文化价值评估、文化遗产阐释等内容，通过建立交叉学科，开展文化遗产形成的文化与自然历史背景研究实现，加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文物保护向来有“修旧如旧”的维护理念，但以往要办到这点绝非易事。以古建修复为例，要想“修旧如旧”，不但要熟悉建筑过去的原有风貌、设计图纸与施工工艺，还要熟练掌握现在房屋修缮技术与工程选材，上述要求对文物工作者来说可谓艰巨。而通过学科间的联动与合作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困难，增加“修旧如旧”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

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网络建设，特别是诸如跨区域、覆盖多种文化类型的文化遗产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为建立国际研究与保护合作平台提供了基础。

作者 | 戚德霖（实习生） 编辑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