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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有成为钱呢？

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和少数几个学者一起，我曾经论证了商周时期的海贝不是来自东海或南海，它们基本上来自遥远的印度洋。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印度洋离中国实在太远了，它们抵达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从经济角度说，海贝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达中国，运输成本非常高，因而价值昂贵，这就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

近日，“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一枚海贝。　(中国航海博物馆供图)

搜狐文化：海贝分布广泛，但为什么只有马尔代夫所产的海贝，才是长期的国际货币？

杨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二百五十多种海贝，不过，当我们谈到曾经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时，实际上主要指两种海贝。第一种是货贝 （学名Monetaria moneta），之所以如此命名，就是因为它的货币功能。另一种是环纹货贝（学名Monetaria annulus）。在这两种海贝中，货贝作用最为突出，受到广泛的关注。

货贝是热带和亚热带海洋动物，分布广泛，去年冬天我在香港的海滩便捡到了一枚非常漂亮的海贝。可是，为什么只有马尔代夫而不是其他地方的货贝成为货币？相对而言，马尔代夫的海贝体积特别小，可能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海贝，长不过两公分，宽不过一公分，高大概只有0.7-0.8公分，成年后的货贝，体积和重量都是一样的，就跟我们现在工厂用模子做出来的螺丝钉或者其他的工艺品一样，非常轻巧，易于携带，坚硬不易腐蚀，在交易中可称、可量、可数，其物理特性远胜于比古人铸造的金币、银币、铜钱。

不过，我的研究发现，物理特性可能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马尔代夫天然的战略性的地理位置。 这个群岛离印度大陆比较近，在族群上、宗教上、文化上跟南印度、跟斯里兰卡非常密切。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四大文明之一，在印度大陆上很早就出现了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社会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货币。这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天然的货币候选物，那就是海贝。

正是马尔代夫首先为印度（孟加拉地区）而后为东南亚大陆的勃固、暹罗以及我国的云南提供海贝；等到了欧洲人东来之后，数以亿计的海贝又从马尔代夫经由欧洲运到了西非，在那里购买黑奴运到新大陆的种植园当奴隶。

搜狐文化：云南从战国开始，就有了海贝，到了南诏和大理时期开始将海贝作为货币，这个贝币制度直到清初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杨斌：考古发现，云南从商代到西汉的墓葬里都发现了海贝。不过，和商周时期中原的海贝一样， 那时的海贝在古代云南社会还只是贵重物，并不是货币。令人惊奇的是，在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占领了滇国之后，海贝在云南就消失了，似乎滇文化中的海贝就此而终了。

大概到了九世纪，也就是南诏兴盛的时代，海贝又突然大兴，而且称为云南的主要货币。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时段内，云南的贝币参与了各种各样的交易，跨越了空间、族群、阶级的界限。这样一种贝币制度，直到明清交替的十七世纪中期才结束，这和中原地区的海贝大相径庭。为什么？

还是要看云南的地理位置。它不仅处在中央王朝的西南边疆，也处在东南亚文明的北端，还处在印度洋的东北端。我们知道，东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倾向，而云南恰恰主要受到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的毗邻，使得印度洋的海贝在新石器时期就到达了云南。当孟加拉地区在四世纪或五世纪使用海贝或为货币后，这种货币制度也传到了下缅甸和现在的泰国中部和北部，而后传到了云南。因此，从货币制度而言，云南受印度洋的影响很深。

同理，贝币制度在云南的消失也要从海贝的产地和贝币制度的发源地印度洋世界去寻找原因。在17-18世纪，由于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贝-黑奴贸易的兴起与繁荣，导致了对印度洋海贝的巨大需要，海贝的价格直冲云霄；相反，明代的云南由于内地化的进程，海贝的价格走低。这样一来，云南便无法承担印度洋海贝的输入，海贝供应中断，贝币制度崩溃。因此，贝币在云南的消失，是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搜狐文化：阿拉伯人眼中的海贝是怎样的？

杨斌：海贝在新石器时代就传入了欧亚大陆，因此，毗邻印度洋的阿拉伯人对于海贝并不陌生。不过，海贝在阿拉伯社会并没有作为货币，其它的功能也并不突出。 中世纪的时候，一些阿拉伯人到了印度，他们马上注意到了横跨孟加拉湾的海贝-大米贸易，而海贝作为货币使用也让他们大吃一惊，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录。事实上，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有关印度洋世界的海贝与贝币，除了中国人的记录，就要算阿拉伯人的文献了。不妨稍举数例。

九世纪的大食商人苏莱曼是第一个注意到马尔代夫海贝的人。他说，在马尔代夫人们把海贝当作钱用，女王的宝库里存放了大量海贝。苏莱曼记录了海贝采集的过程。当地一根根椰树枝投入水中，海贝就会攀附到椰树枝上。 苏莱曼的记录中，除了说马尔代夫使用海贝作货币不准确外，其他的都相当准确。

马苏第提供了采集海贝的更多的细节。 马苏第绘声绘色地说，一旦女王 “发现财富减少了，她便命令岛民砍下椰树枝，连同椰叶一起扔入海水表层。于是这些小生灵便吸附在椰树枝叶上，不久后，人们便收集起椰树枝，铺在海滩上，任由它们在阳光下腐烂，剩下的空壳便被搬到女王的宝库里。”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记录，可以与中国文献相媲美。

搜狐文化：《海贝与贝币》是货币史、海洋史和全球史的三合一，请分享下您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心得？

杨斌：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受的是全球史的训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学术背景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受惠颇多。新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地区和跨学科。相对于一般的跨地区而言，全球史跨地区的地理空间更宽广，往往涉及两个世界区域（world region） 如东亚和中亚的跨界或越界；相对于一般的跨学科而言，全球史的跨学科要求更高，它不仅跨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或学界提倡的人文和社科的结合，而且身体力行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面和综合的结合，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只存在于某一个学科领域。

举例而言，科技医疗史和环境史的开山鼻祖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有两本经典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和《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都是全球史的必读书目。 这两本书，可以说奠定了环境史、医疗史和全球史的基础，也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全球史的应用和典范。

克劳斯比首创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和 “生态帝国主义 ”（Ecological Imperialism）这两个术语，已被学界广为接受和沿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一句话：“欧洲移民及其后裔遍布各地，这个现象需要解释 ”（European e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which requires explanation），原文不过短短十三个单词，却如泰山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在写《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时，首句便套用了这个句式。《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就深受克劳斯比影响，甚至书名都模仿了他的另一本书，即《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

搜狐文化：据报道您也是十分热衷于收藏海贝，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杨斌：历史学者一般注重文本，这是历史学的本质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在接触了收藏这个行业后才明白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割裂。 因此，在研究海洋史的时候，我便有意识地去了解沉船和沉船出水的文物。当我研究海贝的时候，我也就有意识地问自己：海贝究竟是什么动物？因此，我开始收集一些古代的海贝，现实生活中的海贝，以及各种仿贝，这样才能对海贝有一些文字和文献之外的感官经验。和绝大多数人的认识不同，海贝属于腹足纲软体动物，是一种海螺。收藏海贝使我对这个动物有了直观的感受，同时也是另一种深刻的认识。

杨斌，美国东北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立新加坡大学以及澳门大学， 对海洋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以及艺术史颇有兴趣。其专著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2004年古滕堡电子出版奖（Gutenberg- E Prize）、第17和19届文津图书奖提名、第二届世纪文景历史写作十强以及第十二届亚洲图书奖等。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